东方园林:一种氛围的抵达

5月的京都,恰逢小雨,徒步前往位于岚山上的“松籁庵”餐厅,天色昏暗,雨珠坠入碎石地面遁形无踪,四周的树丛在风雨中沙沙作响,旁侧的山坡下是潺潺溪水,远处闪烁着餐厅微弱的灯光。这环境和氛围仿佛是另一个时空,更似一幅古画中的场景瞬间。

这不免让人联想到东方的园林,古人之所以在城中修山建水造林,大抵,也是为了留住畅游自然时的那一刻记忆和感受,渴望在都市中留住自然的氛围吧。提起日本的园林,绝对避绕不开枯山水,但若将其视为日本园林的主要内核难免言过其实,它更像是日本人在一个极为局促有限的空间里将自然山水转化为极简抽象的形式,是中国园林文化进入日本之后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所导致的产物。

有些学者曾将日本园林与中国园林进行对比,提出日本园林重在“观”而非“进”,中国园林则更强调“进入”的状态。此观点也略显偏颇。诚然在京都,诸如天龙寺、南禅寺、妙心寺等园林,它们的游览动线单一且固定,访客大都只能绕其周边游览而无法深入其中,无异于在观赏一座漂亮的大盆景,这倒是应证了上述对日本园林“只可观而不可进”的论调。但若是诸如金泽的兼六园或京都的西芳寺(有名“苔寺”),其尺度大小已与中国传统园林无异,园内道路错综复杂,游客可任意穿梭,园林造法与中国传统园林也类似,则“只观不进”的言论就不攻自破了。因此,所谓园林的“观”与“进”,其根本也只是适应空间大小的客观条件而产生的结果,若将其视作中日园林间的本质差异,是欠妥的。

在中国,尽管还能在诸如沧浪亭、网师园等苏州园林中嗅到一丝古人的遗风,但大部分的中国古代园林早已沦落为迎合当代人和旅游业需求的景点,大量缺乏历史考证的修缮和再创造让它们早已面目全非,彻底丧失原先的韵味和氛围。倒是日本,在数百年间还依旧完整地保存着古代传统园林的本貌,这种执念和操守,值得我们国人敬佩。而每每欲赏中国传统园林的风采之时却都要风尘仆仆地前往京都,也着实是一件讽刺的事。因此在分析中日两国的园林之时,无需刻意地将其二元对立,既然是东方比邻,其文化的根基终究也是近似的。

对于东方园林的历史和建构,诸多学者前辈也已做过深入的研究,倒不如回到开头曲径通幽的探寻经历,从“氛围”的角度再谈造园。东方的园林所展现的意境,若硬是去追溯背后理性的园林设计法则,意义不大,它更像是造园者在现场即兴地发挥和布局,是一个相对感性的过程。但凡好的园林,进入后总能隐约感知到造园者当时的心境以及其想抵达的一种氛围。以苔寺为例,造园者为日本高僧梦窗疏石,游客入园前需抄一遍《心经》,后有方丈带领大家念诵,期间久跪坐于地导致脚的麻疼与穿堂风的冷,已让人做好进入超凡世界的准备。入园后,一种与世隔绝的神圣感袭来,庄重严肃,让人心生敬畏,绝不敢口出污言,这也许就是苔寺所要传递的一种“氛围”,它让人相信其中真的有神灵的存在,而这一切,也许仅是通过园内覆盖于地上的青苔就传递出来了,同样的氛围,在尺度小很多的衹王寺也能够感受得到。京都园林不计其数,看多了,园林的完成度也容易分出高下,往往这种高下和尺度和修建成本并无绝对关系,它更关乎于造园者是否真诚且高明地表达了一种心境。

再如慈照寺,之所以又称作“银阁寺”,是因为夜色降临,月光照射在园内白色的沙丘上的反光投射于楼阁的墙面上,就像給建筑贴上一层银箔。这种诗意含蓄而略显矫情的处理方式,显然比金阁寺直接在墙体上贴上金箔的“简单粗暴”要高出数个段位。联想起位于澳洲荒漠中由Glenn Murcutt设计的银色小房子,它的表面倒映着日月山石,随着季节和光线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将建筑的部分属性与自然建立起关系,这与银阁寺在某种程度上想要表达的氛围,是相似的。至此,可进一步探讨中西方对于“氛围”的认知。也许,无论是造园还是建屋,终归是为了一种氛围和心境的抵达,一个成功的设计,往往也在于是否真正抵达了设计者想要达到的地方,在这一点上,东西方之间也并不存在二元对立的差异。

回归到东方的园林,它似乎是一个极其类似西方的“印象派”的结果,中国学者宗白华曾在《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一文中提到:“瑞士思想家Amiel曾说: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中国画家石涛也说:山川使予代山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园林学家冯纪忠和陈从周两位前辈在谈到中国园林时屡次说到中国的造园者往往寄托了他们诸多胸怀大志或怀才不遇的宏大心绪,这也许是一种超越“氛围抵达”的境界,但无奈中国园林如今已被毁坏殆尽,也难以感受到古人那种心境。

荷兰园林设计师Piet Oudolf也曾在采访中说道:“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创造植物在自然中的自发感。不是复制自然,而是创造一种自然的感觉。” 可见东西方在对自然和心境的转换上,终究是殊途同归的。